一、关于作者
Mallaby的全名是塞巴斯蒂安·克里斯托弗·彼得·马拉比（Sebastian Christopher Peter Mallaby），英国人，出生于 1964 年 5 月。他是英国外交官克里斯托弗·马拉比爵士和帕斯卡尔·马拉比夫人的儿子。其父克里斯托弗·马拉比爵士曾是英国驻德国大使（1988-1993 年）和英国驻法国大使（1993-1996 年）。Mallaby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后进入牛津大学，于 1986 年毕业，获得现代史一等学位。
1986年～1999年，Mallaby就职于《经济学人》杂志，服务于津巴布韦、伦敦和日本等地，并担任过该杂志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1999 年至 2007 年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担任专栏作家和编辑委员会成员。2003年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做访问学者，为《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纽约时报》、《新共和》等诸多报刊杂志撰稿。
Mallaby绝对是高产且有影响力的国际一流记者和作家，不过大部分国内朋友对他的熟悉是来自其几本已经被翻译的书籍，比如讲书对冲基金历史的《富可敌国》（More Money Than God）、《格林斯潘传》（The Man Who Knew: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an Greenspan）、《世界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
从Mallaby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不仅有记者的敏锐，也有如外交官一样开阔的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特别善于把枯燥的历史变为可读性极强的故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给你预设的答案。
《风险投资史》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译者是来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田轩教授，也正如此，这本书中很多涉及投资专业术语的地方翻译非常精准，读起来很少让人莫名其妙。田轩，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获得者 。加入清华大学前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执教，获聘终身正教授和Mary Jane Geyer Cain讲席教授研究员。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创新、创业投资。
二、本书概览
《风险投资史》（The Power Law）从上世纪仙童公司的创立开始谈起，讲述了风险投资人是如何参与到一家家初创公司的创立，并利用其手中各种资源帮助它们成长的故事。全书以时间为脉络，以上帝视角来向读者展示风险投资行业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迄今近60年的发展全景，可以说是一本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简明编年史。
风险投资行业大事年表
历史就是曾经发生的一切。因此，要讲好历史故事，尤其是在有限篇幅内是相当困难的。Mallaby显然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风险投资史》书中对每一家风投机构、创业企业和关键人物笔墨虽然不多，但却能够让读者很自然进入到每一次投资交易的场景，感受到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情绪，引起共鸣和反思。Mallaby就像一个摄影大师，用他的摄像机巧妙的呈现了有限的人物、场景，却让你切实感受到了历史的宏大与趋势。
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风云人物
全书包括引言、核心章节（共计14章）和结语三大部分，合计45万字。在引言部分，Mallaby给出了所谓风险投资的核心法则——指数法则，也就是吸引风险投资人下注的企业是那些虽然九死一生，成功概率渺茫，但成功后却能产生巨大收益的项目，这是风险投资者能够得以致胜的投资心法。在接下来的14章，Mallaby将硅谷传奇企业与人物的故事与对风投行业发展脉络的洞见交织起来，揭秘硅谷指数级技术革命背后的资本运作幕后故事，带领读者经历风险投资行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硅谷成长，到跨越大洋来到中国蓬勃发展的历程。结语部分是全书的总结，我个人以为这部分虽然篇幅占全书不多，但却是使得这本书避免沦为纯粹历史记录的关键。作者尝试基于他的观察与思考，对风险投资人的成功是否更依赖运气、人际关系等非技能要素？风险投资行业对于社会的作用是积极还是负面更多？政府在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坦率地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Mallaby的专业能力，毕竟他是记者而非学者。但不可否认，上述问题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当读者认真阅读完前面14章“史实”后，再看到这些问题，独立思考就容易被激发。读完一本书，不意味着思考的结束，而恰恰是思考的开始，这不正是作者所期待的吗？
接下来我会根据作者在结论部分的讨论，写一点关于风险投资的随想。
三、风险投资只靠运气吗？
对于自己的成功，硅谷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Arthur Rock）曾充满谦卑地说：“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像我所投资的那些企业的创始人，全世界加起来也许只有一百来个，我却有幸认识其中十个。这不是运气是什么？”
不可否认，风险投资不能没有运气。但是，如果说只靠运气，那显然你被强者的谦辞迷惑了。从美国风险投资发展来看，近几年，每年美国VC机构募集的资金总额平均约为500亿美元左右，这500亿美元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捐赠基金、养老金和超级富豪（机构投资者）。显然，这些金主不是傻子，如果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是靠运气，只要把钱随机撒出去，静待花开，就能大赚特赚，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干，而是找风险投资者？你看过有谁花钱请别人帮忙买体育彩票的吗？
硅谷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
风险投资者在识别甚至创造“明日之星”方面是有独到之处的，比如成功投资思科、苹果的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敢于给没有任何收入的雅虎1亿美金的孙正义。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风险投资人就是擅长识别人才的伯乐，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社会上的“千里马”（企业家）资源就不会被浪费，创新永不停歇！因此，相比风险投资者究竟是靠运气还是靠能力的讨论，更有价值的问题或许应该是：1、伟大的风险投资家是怎样练成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快更多地培养风险投资家？2、如何将风险投资家的个人能力转换为一家机构的能力，让风险投资成为一门生意而不是手艺？
在Mallaby的《风险投资史》一书中，上述问题都能找到些线索。
首先，伟大的风险投资家很可能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这种经历，不仅让他们对改变未来充满信心与激情，更愿意冒险，也使得他们能够准确把握商业本质，预见未来。风险投资和其他投资本质没有区别，都是基于胜率与赔率下注的游戏，但与股票投资不相同的是，风险投资数据非常稀疏，无法依靠大数据和统计学方法来进行推断。事实上，要想准确判断一项创业的胜率和赔率，如果投资人自己没有创过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凯鹏华盈（KPCB）的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加入风险投资界前，杜尔曾创立了一家CAD软件公司Silicon Compilers ，并担任CEO，还共同创立了全球第一家宽带运营公司@Home。再比如Facebook、LinkedIn、SpaceX、Yelp和Palantir的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和马斯克在1998年共同创立了PayPal公司，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
凯鹏华盈（KPCB）的合伙人约翰·杜尔
当然，这并不意味这没有创业经历就完全没有机会。硅谷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Arthur Rock）就是个例外，他从事的是投资银行工作，善于识别人才和与人沟通。他认为投资就是投人，创始人的人品和能力才是影响投资的根本因素。但对人的准确判断，同样需要在实践中沉淀积累。风险投资经理或许可以在学校中培养，但伟大的风险投资家的培养只能来自实践，尤其是创业实践。因此，批量培养风险投资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阿瑟·洛克虽然号称风险投资行业之父，但他却没有像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创办YC、孙正义创办软银、瓦伦丁创造红杉一样，缔造出一家著名风险投资机构。他的行业声望、对创业人才的卓越的识别能力没有通过组织延续下来。按照《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的说法，阿瑟·洛克是“报时人”而非“造钟者”。不用猜测洛克为什么不做“造钟者”，我们更应关心的是“造钟”在风险投资行业可行吗？
从目前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来看，为实现上述目标，绝大部分机构的做法是把公司打造成一个合伙平台，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合伙人加盟。这种模式固然能快速吸引人才，维持风投机构的管理规模（行业地位）。但也很容易产生公地悲剧，加速合伙人的分崩离析。这方面的失败案例层出不穷，凯鹏华盈（KPCB）是其中一个典型。而红衫资本走出了另一条道路，为此Mallaby在书中专辟一章探讨了“是什么让红杉资本不断取得成功”。
在Mallaby看来，泯然众人的凯鹏华盈与持续占据上风的红杉，最大区别在于，领导者在管理上所付出的精力。有时风险资本家是了不起的投资者，但未必是好的风投机构的管理者。凯鹏华盈的主要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的问题正在于这。他很聪明，是富有魅力的推销员，曾在英特尔任工程师，对工程问题也很了解。但他没有专注凯鹏华盈的内部管理问题。相比之下，红杉资本的顶尖人物、二代掌门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和道格·莱昂内（Douglas Leone），就非常关注如何聘请年轻投资人，如何激励、培养他们，如何塑造公司文化。他们相信：“要培养哪些默默无闻，但拥有自主能力，以及有望成为下一代领导者的人才”。
红杉资本第二代领导者迈克尔·莫里茨
在红杉资本，年长投资人的行为是慷慨的。他们乐于指导年轻人，确保年轻投资人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成功故事。此外，红杉资本强调投资是一项团队工作，每次当他们成功退出一个项目，他们都会写一份备忘录，列出为这次成功投资做出贡献的红杉所有人员的名单。他们强调团队，而不是个人。
另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做法分别来自红杉资本的第三代领导人吉姆·戈茨（(Jim Goetz)）和鲁洛夫·博塔（Roelof F. Botha）。
为避免见树不见林，吉姆·戈茨强调由上至下主动思维，在公司推广“做有准备的头脑”。他带领合伙人梳理技术发展趋势，勾勒出未来技术图景，为主动选择项目奠定了基础。这种做法不仅继承了红杉创始人瓦伦丁一直倡导的赛道投资法，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公司作为赋能平台的价值，让合伙人看到个人目力不及的未来。
博塔则是将行为科学引入项目决策，尝试避免各种决策偏差。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他曾过早地出售了YouTube，后来他发现提前出售项目股权不仅是他也是红杉很多合伙人会犯的错误。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为了避免确定的损失而去冒险（不愿意买保险），但在确定性收益面前则会规避风险（宁愿一鸟在手）。此外，证实偏差、锚定效应也广泛存在。前者会让投资人回避证明自己犯错的信息，后者则会让大家被领导的判断所影响。在决策面前，人并不理性！博塔邀请心理学家与团队分享交流，让同事对过去错误判断做出深刻反省，籍此提升未来决策质量。
博塔的另一个创新是构建了红杉的“侦查员计划”，说白了就是发展那些被投创业者家成为外部合伙人，让他们帮助筛选潜力项目。如果项目OK，红杉出钱投资，收益平分。这不仅降低了项目搜集成本，也加强了红杉与企业家之间的联结，降低了投后风险。
红杉资本第三代领导者鲁洛夫·博塔
总之，红杉资本这些注重公司内部管理，打造团体优势的做法，是风险投资行业“造钟”策略的典范。相比与创始人谈判交易、在媒体上侃侃而谈，这些工作琐碎平淡，但日积月累就会显示巨大威力。正如书中所写，红杉资本确实揭示了看似随意和偶然性事件背后的原理：最好的风险投资人在有意识地创造他们的好运，他们系统性地工作，增加了好运发生的概率，使这种好运反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者，就是那些善于持续创造好运的人！
- 风险投资，国家兴衰的支柱：《风险投资史》读后感（下）
（作者巫景飞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内容源自巫景飞个人公众号“商业知行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