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危局下，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但苦于货币准备金不足和外汇短缺，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币制改革方能顺利进行。中国最初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美国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币制改革采取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英国是最早入侵中国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它的态度较美国显得主动得多。1935年2、3月间，英国向美、日等政府建议共同商定方案向中国进行集体援助，美、日拒绝了这一建议。6月10日，英国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赴华，以调查中国的经济情况，同时也邀请美、日等大国共同行动，可各国没有响应。
李滋罗斯赴华之前，与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商议，拟定了对华贷款——币制改革方案：中国应尽快放弃银本位制；由中央银行专司纸币发行；中国只有采取英镑作为其币制的基础，英国才可能提供贷款援助；此新纸币与英镑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元等于1先令2便士；中国可将其现银向国外出售，获得足够的外汇来防止新币制的崩溃；在实行币改之前，中国可要求一笔借款作为外汇储备，英国可以提供一项仅用于币制改革的贷款或信贷。中国方面应接受以下条件：（1）对贷款提供足够的担保，包括保留英籍总税务司对海关的管理；（2）控制贷款使用，其用途只限于币制改革；（3）改组中央银行，聘请英国顾问；（4）改革预算。此外还有其它政治方面的条件。诺曼甚至设想以中国在实际上承认满洲国为条件，由英日联合对华贷款，这个提议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方面也表示不能接受。
9月21日李滋罗斯抵达上海，就币制改革方案与孔祥熙、宋子文进行了多次会谈。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在英国的帮助下推行币制改革，为此，准备在有关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英国财政部与外交部对谈判情况基本满意，但都认为，在对华贷款——币制改革方案的施行中，其他大国的合作是重要的，尤其日本的合作是最基本的。由于英国当局担心日本的反对拖宕了对华贷款，使本来已初步达成的中国币制与英镑相联的方案，偏离了英国当局原先的设想。另一方面，美国趁中国急需外汇储备而英国未能提供大笔贷款的时机，通过进一步操纵世界市场银价，插手中国货币与外汇事务，中国币制更不可能采用英镑本位，加入英镑集团了。
日本曾以“中日经济提携”、“信用放款”等手段逼迫南京国民政府将法币纳入日元体系，英国以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首倡者姿态出现，试图将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孔祥熙本着“谁能对中国货币改革提供贷款，中国的货币就钉住谁”的原则，使得美国再也按捺不住以往的沉默，首先采取暂停在伦敦市场购银的办法报复英国，进而拉拢中国。于是，伦敦银价惨跌，中国白银无法出售，不能继续换取英镑作为外汇准备金，法币的基础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的动机。
1936年4月初，陈光甫、郭秉文（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顾翊群（中孚银行副总经理）一行人抵达华盛顿。中国最初在确定陈光甫使团时有两个目的： （1）以较好的价格向美方出售白银；（2）恢复1933年美棉麦贷款的未动用部分。小亨利·摩根索对中国的要求尽量予以考虑，并彻底放弃了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双方的讨论相当顺利，4月23日，专家小组便达成了协议。5月12日，摩根索确认了这一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1）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 （2）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3）中国货币储备至少保持25%的白银；（4）中国扩大白银在艺术和工业中的用途；（5）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6）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挂钩的印象；（7）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 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
中国在币制改革之后，直至抗战爆发，向美国出售的白银总数共达 18700万盎司，加上在1934年售出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交货的200万盎司，以及1936年5月征得摩根索同意悄悄在伦敦抛售200万盎司，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售白银所得全部收入差不多有1亿美元。这些钱是进行法币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后盾和支柱。
英、美在中国法币改革过程中，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展开争斗，其斗争结果对法币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日本希望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中，它反对中国的任何革新举措，对法币政策自始至终抱着破坏和敌视的态度。
币改前夕，日本在白银风潮中推波助澜，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妄图彻底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打拉兼施，采取“中日提携”与“武力分离”的两面政策，企图以此来排挤英、美在华势力，进而完成对中国，首先是对华北的经济控制和侵占。
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货币权的这场鏖战中，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倒向日本，相反，倒是在日本的压力下更加倒向英、美。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访问中国。在孔祥熙、宋子文等国民政府的要人和李滋罗斯经过多次密谈后，国民政府终于在1935年11月3日，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日本对此大为恼火，采取了所谓“彻底阻止”的办法，主要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施加压力，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依靠英、美的意图，同时还禁止白银南运，阻碍现银集中。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相继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本政府感到单凭自己的金融实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因而改变策略，表面上不再阻挠币制改革，暗中却策划在华发行日钞，建立所谓“自主币制”，就是在名义上与法币联系，实际上则是以日元作为汇兑本位的一种殖民地货币制度，它的目的仍然是直接针对和破坏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
国际因素对法币改革的影响，可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去考察。间接方面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竞相贬低币值汇价，展开货币战争。中国在国际国内市场受各国的压迫，农村破产、工商停滞，经济危机引发金融恐慌，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从根本上改革币制；直接方面是，美国白银法案的冲击，引起银价上涨，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恐慌，社会危机加深，这种状况成为推动法币改革的主要因素。
各国都企图在中国的法币改革中塞进它们的私货，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其中英国是最早介入 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但由于英国害怕开罪于日本而拖宕了对华贷款，为美国插手中国币制提供了绝好机会。此后，在争夺中国财政金融控制权的角逐中，美国逐渐占了上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开始超过英国。日本对法币改革持反对和破坏的态度，这形成了一种外在压力，这种压力的作用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投靠美、英两国，特别是投靠美国。与此相应，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也由妥协退让转趋强硬。这样，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与英美在华利益、势力范围及其远东政策的冲突，便逐渐加剧和公开化了。
法币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国际国内背景下所采取的带有进步性的举措，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法币政策实现了货币统一，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发行权分散、通货混乱的问题，货币形态也与世界接轨，进步为国家强制发行流通、高度符号化的纸币。只有在法币政策实施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才最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涵义。